端午話屈原:被誤讀的流亡者

編者按:端午來臨,繞不開的話題之一就有屈原。近現代以來,屈原一直被賦予愛國主義詩人的形象,但是細究之下,問題似乎并不那么簡單。

流亡者的身份,一直隱藏在屈原這多重身份下面,而從他為軸心開始考察知識分子在那個禮崩樂摧天地變革的時代,有著怎樣的遺產,他所張揚出的知識分子精神在當下又應該如何解讀……

1.信奉血統論的屈原,首先憑吊的是自己的王族身份

周朝雖然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春秋戰國之時周王室日趨沒落,封地產權也逐漸轉移到了諸侯自己手中。楚國是靠當地人自己開拓,然后獲得周王朝認可的一個區域,而且在諸侯中最早稱王,對周天子的認同感是最弱的。

而且,古已有之的對血緣關系的推崇——比如后世帝王將相甚至于略有發達者都喜歡尋根溯祖給自己找個神一般的祖先,屈原在《離騷》開篇即對自己的身世進行自陳,認定自己是高陽之后,所生發的感情便是家的感情遠大于國的意義。對于,楚國在屈原眼中家業的意義實在是第一位的。

2.從無“國”的概念,何談愛國主義

古人認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天圓地方,秉承以中原為中心、華夏族為主干的統一觀,人們已經確信,在中國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國更強大、富饒、文明的國家了。

其他國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對中國稱臣納貢、接受賞賜,就只能自外于華夏聲教,甘心為夷狄了。到秦朝統一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的地盤是中國。

中國這個概念雖然逐步擴大,但處在中原的地方畢竟比較重要,而且這個概念也在不斷變化。

在屈原那里,家、君、國亦三位一體。屈原上可與比干、微子,下可與朱耷相比,他們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們看來,國就是家,君就是家長;因此,國仇=家仇。

對于屈原到底是該死還是該明哲保身,歷代文人士大夫爭訟不已。我們且拋開其死合理與否不說,僅從戀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與狹隘性。屈原之愛國,集中體現為忠君;為什么忠君,又因為戀同姓之家。

3.下層人摧毀禮樂制度是對屈原的致命一擊

那么,如果僅僅從這兩個角度來說,屈原及其詩作所留給后人的文化意義實在太少了。而且作為第一個有姓名可稽,開創了“楚辭”流派的偉大詩人屈原,如此進行小家子氣的解讀,實在也說不過去了。到底需要如何理解屈原及其文化意義呢?

春秋戰國是社會急劇動蕩的大時代,從西周開始建立幾百年的分封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舊的社會因素不斷衰退、消亡,新的社會因素不斷地萌芽,這種激烈地碰撞過程中,階層上下流動加速的社會,在醞釀著一場大變革。

貴族階級沒落之時,諸侯爭霸,他們為擴充或保衛疆土,就必須擴充財源、動員人力,而財源和人力分別掌握在貴族手中。作為君主,如果想保持其權力,就必須擁有他自己的資源、軍隊和職官,必須將分散在各貴族手中的財力和人力奪取過來,更需要集中權力。

屈原情結根源于周公所創立、孔子所維護并宣揚的以孝、忠為核心的愛家、尊上、護國的禮樂原則。在周公那里,這種原則只是一種草創。它把家族內部每個人對族長的愛戴、服從規定為神圣的責任和義務,并以嚴密的等級制和強化了的個體犧牲精神,來保障其實施。

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試圖解釋這位古代詩人之死:“屈子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

看起來,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與王國維“義無再辱”的“辱”,是使他們兩位走向絕路的原因。

當然,王國維最后也選擇了與屈原類似的棄世方式。與其說屈原投江所悼亡的是一個君臣不濟的楚國,更不如說是為式微的貴族精神殉道。

4.知識分子的“主義”綁架:對屈原的造神運動

今人對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觀點為依據。

在寫《屈原》話劇之前,郭沫若已經解決了屈原兩大形象的識別問題。其一,定屈原為偉大的愛國者;其二,把屈原作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愛國形象與主張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

因為,他想以楚國為中堅力量,在六國推行仁政來統一中國,從而與“虎狼之秦國”的武力統一中國區分開。

而他一生的拒秦之舉,恰恰與中國的上世紀40年代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勢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寫《屈原》一劇的時代需要與革命動力。

1941年,郭沫若聯合田漢、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在重慶發出倡議,把端午節定為“詩人節”,專門紀念屈原。此舉在文藝界、史學界、教育界等各行各業得到響應,舉行了規模盛大的紀念活動。

1953年,郭沫若率團團出席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他在會議期間大力倡導在世界范圍內宣傳屈原。最終,屈原與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文學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運動領袖何塞馬蒂被定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屈原雖然一度和毛澤東分別被描繪是所謂“革命浪漫主義”的先行者和當代最重要的實踐者,六十年代中期始,屈原還被普遍地被視為“進步的”法家政治家,新興地主階級在反對舊奴隸主貴族統治斗爭中的“現實主義”代言人。

進行了近三十年的屈原有無論的爭論也基本上銷聲匿跡了,一場本來很可觀的一場學術爭論,在國家動蕩和意識形態爭執之下,終于成了一場知識分子綁架知識分子的造神運動。

5.流亡者屈原:可以穿越任何時空的知識分子形象

從一個更高和更廣的現代社會意義來說,屈原身上真正需要挖掘的應該是流亡知識分子的精神意義。集權體制之下,獨裁者對于不同政見者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流放了,流亡知識分子的土壤變開始生長了。

“流亡者”決意要踏上“離開——逃亡”之路時,流亡知識分子們難以想到這是將要作一場噩夢的開始,因為,他們已成為被控制母族事實上的“他者”,無論對誰而言:自己即將要逃離的祖國/母國與要前往流亡避難的他國/他鄉。

在“離開”后,他們都因內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牽拽而無不思念回歸,即使身體上因現世政治拒絕而難以實現,但思緒和夢魘卻時時飄散回到故國上空縈繞,切割不斷。

在李澤厚先生看來,盡管,屈原以死的行動震撼著知識分子,但在儒家傳統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殺的畢竟是極少數,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動而毋寧是以對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來替代真正的行動。

因之是以死亡來反復錘煉心靈,使心靈擔負起整個生存的重量而日益深厚。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盡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復錘煉的那種“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種由屈原第一次表達出來的死之前的悲憤哀傷、苦痛愛戀,那種純任志氣、坦露性情……總之,那種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卻一代又一代地培育著中國知識者的心魂,并經常成為生活的和創作的原動力量。

流亡是知識分子文化的一個維度,一種獨特的話語形式,以至一種人的生存方式或臨界處境。

流亡在中國的表現無處不在,馬悅然在為一批中國流亡作家精神狀態畫像時寫道:“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強加在作家頭上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些作家,比如傳奇的詩人屈原,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潔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有些作家來說,流亡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有特殊的境遇造成特殊的“流亡文學”屬性,它是反映人格光亮和人性尊嚴的,它賦予作品苦難深重與英雄騎士雙重氣質,流亡文學是代表時代真聲的,它因為要連同作者流亡,就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觀所在,它讓極權統治者恐懼這種“真聲”的核裂變力量,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所有人都被關在一個鐵屋子里,萬萬不可讓他們找到窗戶。

這正是專制者需要的情景。流亡者總是會心懷故土而難以割舍,他們在鞭撻專制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希冀著故土的召喚,“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

但是當他們的文字檄文昭示天下之后,才發現故土早已面目全非,每個人都已經是“回不去的奧德賽”,只能繼續流放自我或者選擇一個更為決絕的方式。

結論:我們對歷史從來缺乏公正認知,總是把它當成小姑娘隨意打扮。從屈原身上挖掘公民社會建設元素是當務之急,而不是讓歷史在附會中越來越走樣。附會的背后,是知識分子精神的式微也是理性的嚴重缺位,這種傳統文化的基因,頗值得玩味。

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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